音乐学科知识与能力知识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篇
作者:来源:时间:2020-11-23
学堂乐歌,是指20世纪初随着我国新式学堂的建立而兴起的一种歌唱文化,一般是指学堂开设的乐歌课和课上所唱的歌曲。
学堂乐歌的内容主要反映富国强兵、抵御外辱的爱国主义思想;宣传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反映学生的思想情感和生活等。曲调特点是旧曲填词,主要选取日本、欧美的流行歌曲、军歌和学校歌曲,其次是选用中国传统乐曲或民歌小调,有少部分是当时的创作。
学堂乐歌是近代民主主义音乐文化的开端,它使集体歌唱这一新形式得到确立和传播;普及了简谱,介绍五线谱和西方知识;其歌曲体裁对其后音乐创作影响很大;“乐歌运动”影响培养了一批音乐人才,所以这一切都具有启蒙时期的开创意义,它直接影响了我国“五四”运动以后的音乐文化发展。代表人物有沈心工、李叔同、曾志忞。
1927年在上海建立的上海国立音乐院,由蔡元培担任院长,教务主任为萧友梅。这是中国第一所制度较健全、设备较完备、独立的高等专科音乐学院。它的建立标志着中国专业音乐教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29年上海国立音乐院改名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简称“国立音专”,萧友梅任校长。
刘天华在中国音乐史上第一次把二胡这一民族乐器搬上来音乐独奏的舞台。作品有:二胡曲《良宵》《月夜》《苦闷之讴》《独弦操》《病中吟》《烛影摇红》《光明行》《悲歌》《空山鸟语》《闲居吟》;琵琶曲《改进操》《歌舞引》《虚籁》。
华彦钧,又名阿炳,江苏无锡人,道士之子。他的二胡、琵琶演奏都有深湛的技巧,深受群众的喜爱。作品有:二胡曲《二泉映月》《听松》《寒春风曲》;琵琶曲《大浪淘沙》《昭君出塞》《龙船》。
黄自1932年创作的清唱剧《长恨歌》,由韦瀚章作词,共十个乐章。黄自生前完成了七个乐章,分别为第一乐章《仙乐风飘处处闻》(混声合唱)、第二乐章《七月七日长生殿》(女声合唱)、第三乐章《渔阳鼙鼓动地来》(男声合唱)、第四乐章《惊破霓裳羽衣舞》(未完成)、第五乐章《六军不发无奈何》(男声合唱)、第六乐章《宛转蛾眉马前死》(女高音独唱)、第七乐章《夜雨闻铃肠断声》(未完成)、第八乐章《山在虚无缥缈间》(女声合唱)、第九乐章《西宫南内多秋草》(未完成)、第十乐章《此恨绵绵无绝期》(混声合唱及男中音独唱)。
传统音乐随社会变化而有相应调整,以求自身保存,主导地位下降。由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西方文化的影响,新文化的出现,产生了新音乐,不断发展,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社会政治变化,对音乐影响深刻,有过各种政权下不同政治色彩的音乐文化同时共存,呈现了复杂、多元的特点。
清末以来随西方音乐传入逐步建立的不同此前传统音乐的近代新音乐,其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①以学堂乐歌为中心的启蒙阶段,由1898年康梁上书开办新式学堂,至1919年“五四”前。新音乐文化获得坚实基础,出现一批普通音乐的教育家。②“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至二十年代末。发展迅速,新型音乐教育机构建立,为专业音乐发展奠定基础,出现一批专业音乐家。③三十年代,国立音专的专业音乐创作和演出,全国性抗日救亡歌咏运动,贯穿这个时期。大多是声乐作品,器乐较少。造就了一批优秀的音乐家,出现《黄河大合唱》具划时代意义的作品。④四十年代,中国处于沦陷区、国统区、抗日民主根据地三种政权并存局面,音乐文化发展呈现不同色彩。仍以声乐作品为主,器乐创作明显提高。歌剧《白毛女》是中国歌剧创作里程碑式作品。传统音乐的发展戏曲京剧等较大剧种已经定型。一些优秀京剧艺术家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对原来艺术形式大胆改革,扩大了京剧的表现力。梅兰芳,创编进步时装新戏和革新的古装新戏《洛神》、《天女散花》;对传统剧目《宇宙锋》、《霸王别姬》、《贵妃醉酒》进行新的加工创造;编演爱国戏《抗金兵》。对旦角艺术进行改革,创立融青衣、花旦、刀马旦为一体的“花衫”,雍容华贵、凝重流畅的唱腔,形成独特风格的“梅派”。另外,伴奏加进二胡、月琴,一些新戏中采用新的配乐手法。三十年代赴美、苏,赢得国际声誉。周信芳,创编进步时装新戏、新编历史剧,编演《四进士》等。发扬“海派”改革创新精神,强调唱腔与语言的结合,,形成质朴刚健、铿锵顿挫、富于激情的“麒派”程砚秋,编演《荒山泪》、《窦娥冤》等,艺术上勇于革新创造,广泛学习其它剧种和西方音乐,创造委婉幽咽而又刚劲的“程派”。还出现了富连成班(1904年,叶春善筹组,在北京)、中华戏曲专科学校(1930年成立于北京)、昆曲传习所(1920年,穆藕初创办,在苏州)锡剧、沪剧、扬剧、淮剧、楚剧、黄梅戏以及评剧、越剧等地方小戏迅速发展提高。评剧由河北“对口莲花落”于东北“蹦蹦”合流而成。农民剧作家成兆才创作了近百个剧目,《杨三姐告状》轰动一时。著名女演员花莲舫、李金顺、白玉霜做了很多改革创造,白将评剧带到上海,扩大了影响,一跃成为全国性大剧种。越剧,二十世纪初由浙江嵊sheng县多种民间音乐发展而成,初为男演员组成的“的—班”,进入上海后,吸收其它艺术表演经验,改革原有形式,改称“绍兴文戏”,后女班盛行,又称“女子文戏”。女班“四季春班”影响最大,有袁雪芬、傅全香等。袁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改编演出《祥林嫂》,反响强烈。说唱以老曲种不断成熟、新曲种不断产生为发展特征。
京韵大鼓清末民初已有刘、张、白三个流派,三十年代白凤鸣创立苍凉悲壮的“少白派”,骆玉笙创立抒情宽厚的“骆派”。山东大鼓进入城市后,吸收吸取、小曲唱腔,有了新的面貌。三十年代为“四大玉”昌盛时期,谢大玉在京津沪演唱多年,录制不少唱片,扩大了山东大鼓的影响。河南坠子民国初年传入北京,继而传到津沪等地,遍及全国。形成乔清秀的“乔派”、董桂枝的“董派”。苏州评弹清末进入上海,随着广播、唱片的传播普及,进入了鼎盛时期。形成多种流派风格纷呈的繁荣局面。夏荷生的“夏调”、祁连芳的“祁调”、蒋月泉的“蒋调”、杨振雄的“杨调”、朱雪琴的“琴调”、徐丽仙的“丽调”等。四川清音原来流行于农村乡镇,三十年代进入成都、重庆等大城市,李月秋在创腔、演唱方面有很大影响。
器乐主要体现在民间社团、地方乐种、艺人的创作和演奏等方面,另外,合奏比独奏发展更快。?当时出名的民间社团有天韵社(1911年)、大同乐会(1920年上海郑觐文发起)、今虞琴社(1934年)等。他们经常研习、演奏,也整理改编传统乐曲,做出突出贡献。大同乐会柳尧章以琵琶曲《夕阳箫鼓》改编成合奏曲《春江花月夜》,其中出现了吴畹卿、沈肇洲、汪煜庭(以上均为琵琶)、周少梅(二胡)、杨宗稷(古琴)等著名演奏家?发展较大的地方乐种有江南丝竹、广东音乐、福建弦管、汉乐、北方吹歌等,通过各自乐社活动进行发展,进入城市后通过各种媒介扩大影响,积极传授技术培养人才,编印曲谱,改革乐器,保存发展了传统乐种。江南丝竹民国初年,在江苏、浙江的中小城市盛行,逐渐形成以上海为中心的发展格局。用琵琶、二胡、扬琴、三弦、笛、笙、箫以及鼓、板、木鱼、铃等,曲目有八大名曲《欢乐歌》、《行街》、《三六》、《慢三六》、《中花六板》、《慢六板》、《云庆》、《四合如意》。广东音乐流行于珠江三角洲一带,清末民初广东的戏曲乐队、街头艺人、农村“八音会”等常常演奏戏曲过场音乐和民间小曲。早期琵琶主奏,辅以筝、箫、三弦、椰胡;之后出现“五架头”硬弓组合,二弦、提琴(似板胡的中音乐器)、三弦、月琴、横箫;吕文成将二胡改为钢弦,定弦提高四度,琴筒夹在两腿之间,扩大把位,获独特音响效果,1926年首次使用高胡,获极大成功,广东音乐风格、特点有了很大变化,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此后出现“三件头”软弓组合,高胡主奏,秦琴、扬琴。吕文成创作改编近二百首乐曲《平湖秋月》、《步步高》等。名家还有严老烈《旱天雷》、《连环扣》,丘鹤俦《娱乐升平》、《狮子滚球》,何柳堂《饿马摇铃》、《赛龙夺锦》,以及何大傻、尹自重、易剑泉等。为民族器乐发展做出贡献的还有一些民间艺人华彦钧(阿炳),江苏无锡人,精通二胡、琵琶,留给后人三首二胡曲《二泉映月》、《听松》、《寒春风曲》,三首琵琶曲《大浪淘沙》、《昭君出塞》、《龙船》,堪称精品。杨元亨,河北人,擅管子、唢呐,有《小二番》、《放驴》等。
学堂乐歌由清末康梁“变法维新”上书开办新式学堂开始,他们鼓吹乐歌在思想启蒙方面的作用,强调乐歌课的重要性,庚子事变后,清廷1904年颁布学堂章程中认可开设乐歌课,当时称新式学堂开设的音乐课或为学堂唱歌而编创的歌曲为学堂乐歌。直至1923年改称“音乐课”,逐渐不用“乐歌”一词。内容大多反映要求学习西方科学文明、实现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爱国主义思想,也有对少儿进行一般思想教育、知识教育,在当时具先进意义。?基本是填词歌曲,曲调大多来自日本欧美流行歌曲,用民间曲调不多,创作曲调的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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