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你了解话剧《暗恋桃花源》

　　话剧《暗恋桃花源》于1986年在中国台湾首次公演；1991年，该剧在美国、中国香港巡回演出；次年由赖声川亲自执导改编为电影，影片获1992年第五届东京国际电影节青年导演银奖，中国台湾金马奖最佳男配角和最佳改编剧本奖，最佳剧片和最佳录音入围，及台湾影评人协会评选的1992年度十大华语片第3名。 

　　《暗恋桃花源》讲述了一个奇特的故事：“暗恋”和“桃花源”是两个不相干的剧组，他们都与剧场签定了当晚彩排的合约，双方争执不下，谁也不肯相让。由于演出在即，他们不得不同时在剧场中彩排，遂成就了一出古今悲喜交错的舞台奇观。“暗恋”是一出现代悲剧。青年男女江滨柳和云之凡在上海因战乱相遇，也因战乱离散；其后两人不约而同逃到台湾，却彼此不知情，苦恋40年后才得以相见，当时男婚女嫁已多年，江滨柳已濒临病终。“桃花源”则是一出古装喜剧。武陵人鱼夫老陶之妻春花与房东袁老板私通，老陶离家出走桃花源；等他回武陵后，春花已与袁老板成家生子。此时剧场突然停电，一个寻找男友的疯女人呼喊着男友的名字在剧场中跑过…《暗恋桃花源》一剧以奇特的戏剧结构和悲喜交错的观看效果闻名于世，被称为【表演工作坊】的“镇团之宝”。 

　　《暗恋桃花源》的灵感，来自赖声川有一次在台湾艺术馆看朋友排戏。下午彩排，晚上首演，可就在中间，还有两个小时要给幼稚园开毕业典礼。舞台上的彩排还没有结束，小朋友们都来了，钢琴啊，讲桌啊，都急着要往舞台上搬。本来，赖声川一直就在琢磨怎样在舞台上表达悲与喜乃是“一体 之两面”；整个大环境的混乱无序，正好给他提供了描述的对象。于是，各自并不完整 的悲剧“暗恋”与喜剧“桃花源”就这样出现在一个舞台上了。没有在现实生活中受到干扰的刺激，《暗恋桃花源》这部戏不大可能在那个时候出现；舞台上没有干扰，这出 戏就不可能有表演的张力与动力，戏剧根本无法往前走。这里的干扰，各种各样，有悲剧与喜剧的干扰，有演员和演员的干扰，还有导演和演员的干扰、旁观者与演员的干扰 ，等等；可就是这么多种干扰，这么乱，居然从这中间又钻出个秩序来。“暗恋”与“ 桃花源”两出戏同台演出之时，算得上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经典时刻：剧场前台的服务人员，算准了时间，一而再，再而三地在这一时刻回到剧场；演员李立群与顾宝明都亲眼见到过坐在第一排的观众，有人当场笑得从椅子上翻了下去。 

　　对于《暗恋桃花源》的演 出在当时造成的“盛况”，赖声川觉得并不奇怪：这是与台湾人潜意识中的愿望是符合的。台湾的生活实在太乱了，这是台湾人共同的经历；然而身在其中，人们也能保持着 一种乱中的秩序。这种乱，转变成剧场中的错误，就是把完全不搭调的东西放到一起； 这些完全不搭调的东西，放到一起后，居然也生长出了它的秩序来。这出戏，统合了台湾观众生活中的许多乱象；它开掘的社会潜意识，综合了台湾的政治、社会与文化生态 ，甚至也反映了台北都市的百相。这种对社会潜意识的挖掘，再往深一步，表达在戏剧艺术中，是有意识地提炼一种美学上的追求。 

　　赖声川说：“《暗恋桃花源》的成功，在于它满足了台湾人民潜意识的某种愿望：台湾实在太乱了，这出戏便是在混乱与干扰当中，钻出一个秩序来。让完全不搭调的东西放到一起，看久了，也就搭调了。 

　　《暗恋桃花源》被拍成电影以后，影片事实上就成了三种语言的奇妙织体：台词(文字)语言，舞台(剧场)语言和电影(镜头)语言。三种语言的织体丰富了影片的语言层次感，这一点本身就颇有意味。电影不是什么综合艺术，不过，如果我们要对电影《暗恋桃花源》进行台词语言、舞台语言的分析的话，毫无疑问是在承认二者同属电影语言“讲述”范围内的前提下的。我们可以说，从电影语言到舞台语言到台词语言，对于《暗恋桃花源》而言，是向下兼容的。 

　　台词语言：话剧是语言的艺术。这句话的含义更多地偏向于诸如莎士比亚的戏剧，在莎士比亚那里，人物的台词常常是一泻千里，痛快淋漓的。往往是通过语言造就不朽的人物。 

　　词语意指之确定性的丧失：词语在话语中的意义主要是通过上下文关系来获得的，而不是依据字典的定义或字面的意思。今天尤为突出的是，词语作为一种符号，其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一种确定性对应关系发生了松动甚至丧失。于是，以往被某种定义保护起来的概念遭到了迎面质疑。 

　　“桃花源”刚开始是老陶在开酒瓶。这酒瓶有瓶盖但就是打不开。老陶一边说着：“这叫什么家？买个药买一天了还买不回来，这还叫个家吗？”说完去拿刀，“康里康朗康里康朗”开酒不成，“不喝可以了吧！”把酒与刀拍在桌上。“我吃饼！”拿饼坐下，“武陵这个地方，根本就不是个地方，穷山恶水，泼妇刁民，鸟不语花还不香呢！我老陶打个鱼嘛，嘿，那鱼好像都串通好了一块儿不上网！老婆满街跑没人管！什么地方！”吃饼，可这饼像橡皮一样根本吃不动。起身，用刀，“康里康朗康里康朗”，砍不动。“这叫什么刀？这叫什么饼？这根本就不是饼！大家都不是饼！” 在此，渔夫老陶的生存状态不是一个没酒没饼的问题，而是有酒喝不到、有饼吃不动的问题。他周围的任何一个事物，家，酒，刀，饼，地方，按老陶的说法，都已经不能再这样称呼了，甚至包括老婆在内。我们看到，这些东西虽然还是那个东西，可对老陶来说，确实已经不再具备那个东西的属性，从而老陶开始怀疑人们对它们的命名。 

　　如果说上面所说还只是对具体的东西--“物”--而言，那么下述例子则直接就是对美学概念和范畴的质疑：“桃花源”导演“袁老板”发现布景上的一棵桃树只剩下一片空白，而舞台上又莫名其妙地多了一棵桃树时，不禁大为不解。他叫来美工小林。小林说，这叫“留白”。“留白？”导演立刻挠头。小林说：“这留白很有意境的啊！”“意境？”导演的语气表明，他对这些概念根本抱有一种拒斥同时甚至有些恐惧的味道。“留白”、“意境”本来是中国传统艺术与美学理论的最高境界，可导演只通过对两个概念进行疑问句式的“重读”，就表达了一种态度。最后，他百思不得其解，苦闷地大声喝问：“这棵桃树为什么要逃出来？”难道是为了“留白”和“意境”吗？我们也可以认为，这是对老陶离家出走之行为缘由的询问。导演在戏中安排了老陶因老婆春花与袁老板有奸情而痛感“夫妻失和，家庭破碎，愤世嫉俗，情绪失调”，因此到上游去了；但导演在这里关于布景的一句呐喊似乎是说：我也不知道老陶出走的真正原因。这就对传统意义上的所谓“情节”即“因果关系链”进行了一次破除。 

　　对语言与人的关系的思索--人被语言所困，人通过语言得到解放。自索绪尔对语言进行共时性研究以来，语言与人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人文科学的焦点课题。“桃花源”一剧中人物的说话可以说集中体现了这些思考。老陶来到桃花源，发现春花也在这儿。后经解释，原来不是春花，是桃花源中的女人。 

　　《暗恋桃花源》讲述了两个毫不相关的故事，两个剧组，“暗恋”是第一个故事，带来的是具有悲剧色彩的江滨柳和云之凡几十年缠绵的爱情故事，“桃花源”是第二个故事，是一出以陶渊明于东晋时期写的《桃花源记》为载体的以从汉末开始，国内战乱，人民纷纷避祸为背景的古装喜剧。一悲一喜，两个差别如此之大的戏剧却恰到好处的融合，并在同一舞台展现，《暗恋桃花源》就是那第三个故事。“暗恋”和“桃花源”都是通过戏中戏展现，而贯穿戏剧的唯一“真实”却是“疯女人寻找刘子骥”，每当两个剧组换场时，疯女人都会出现，提醒着沉迷其中的观众那是两个剧组在拍戏，这才是真实的，而真真假假，到头来都只是一出戏而已，并没有所谓的真实。《暗恋桃花源》的结构是严谨并奇妙的。 

　　在从边缘到中心的过程中，赖声川看到的是艺术作用于社会的巨大能量，他一直很在意那个巨大的能量，而这个能量并不是爆发式的，而是由一个个细微的末节积攒起来的：在《暗恋桃花源》中，这个末节可能只是江滨柳最爱吟唱的《追寻》，可能只是老陶买回来的饼不像饼，拿来的刀不像刀。也因此，赖声川的“关怀”，总是从个人出发：他在讲述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个体，聆听个人的故事，体察个体的微妙感受；通过这些片段的情绪，展现的却是现代社会的某些症结。看上去，他只是触碰了一些与个人息息相关的细微末节，而其实，整个社会虽然盘根错节，但那些像原子一样细小的个体，却是它的根本，牵一发就能动全身，尽管碰到的只是神经末梢，却会让整个社会神经震颤一下。可以说是现代社会中人们“寻找”中却充满“虚妄”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