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终身大事》欣赏

　　此剧是在五四运动前后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剧情比较简单。但反封建的主题鲜明，被公认为明显受易卜生的影响，它的出现对以后的社会问题剧的创作和演出有推动意义。作者胡适。1919年3月发表于《新青年》6卷3号，附有作者的序和跋。作者说原是应朋友之约用英文写成，后译成中文。是中国最早的话剧作品之一。剧本描写一个中产家庭的独生女田亚梅为争取婚姻自主而离家出走的故事。亚梅留学归来，自主选中了多年在一起的朋友陈先生。田太太却求签算命，说命相不合、八字相克，因此反对。最后亚梅趁父母离屋吃饭，留下字条出走。留言说“这是孩儿的终身大事，孩儿该自己决断，孩儿现在坐了陈先生的汽车去了，暂时告辞了。” 

　　《终身大事》在结构上独具匠心。全剧篇幅虽然短小，但是剧情却高度集中，开场时直截了当破题，点出终身大事，中间几度波澜起伏，结尾意味深长，发人深省。全剧从田太太求瞎子算命拉开序幕，开场第一句话就交代了“终身大事”。而后通过田太太的求签和算命先生的“据命直言”，既交代了幕前情节，又设立了自由婚姻的第一个障碍——封建迷信。之后田亚梅出场，矛盾冲突迅速展开。迷信的田太太反对女儿的婚事，田亚梅据理力争，见不能成功，只好寄望于开明的父亲。田先生是支持女儿还是支持田太太，这是一个悬念。其间田亚梅让女佣李妈给陈先生送信，为后来田亚梅随陈先生出走埋下伏笔。田先生上场后批评田太太相信泥塑木雕的菩萨和算命的瞎子，田太太又急又怒，田亚梅则似遇到救星，喜不自胜。可是这时剧情突变，田先生虽然不相信迷信却相信“中国的风俗规矩”和“祖宗定下的祠规”，还引经据典，反对女儿和陈先生结婚，态度更加坚决，由田亚梅的救星转变为她追求自由婚姻的第二个障碍。这样一来，矛盾激化到没有丝毫缓解的地步。田亚梅作为新时代的女子，遇到重重障碍时毫不妥协，据理力争，苦苦哀求，见都不能奏效，于是毅然奋起反抗，离家出走。全剧的矛盾冲突发展到高潮时出现了一个出人意料但是令人满意的结局。总的来说，《终身大事》结构精巧，有头有尾，起承转合，层次分明。剧中运用的悬念、突转、对比、埋伏、呼应等手法也都恰到好处。 

　　《终身大事》的主题是反对封建迷信，反对祖先崇拜，提倡个人主义。五四新文化运动从一开始就打着”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以西方的人文精神作为思想武器，反对传统的封建主义，反对迷信，反对祖先崇拜。在这期间，胡适发表《易卜生主义》一文，指出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终身大事》则通过田亚梅女士的终身大事问题揭露了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现实问题——个性解放与妇女解放问题，并通过中国”娜拉”田亚梅要求独立的反抗行动，发出反对祖先崇拜、反对封建迷信、反对封建主义，提倡个人主义的呐喊，震撼着一代又一代中国新青年。 

　　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提倡妇女解放的主题，二是塑造”娜拉型”的人物和设置”离家出走”的剧情，三是安排对立人物之间的讨论。1918年胡适创作独幕剧《终身大事》，，它却是一幕新型的、具有反封建意义的写实主义话剧。尽管从时间上看《终身大事》晚于南开学校新剧团的《新村正》，但是由于胡适的剧本与他同时发表的《易卜生主义》精神一致，因此其影响远远超过《新村正》，以致被公认为中国现代话剧的开端，是新兴话剧创作中体现个性解放与写实主义要求的最早的具有较大影响的作品。《终身大事》在五四以后的剧作家中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成为开一代风气之先的作品，是中国现代话剧史上的第一块里程碑。 

　　剧中的田亚梅是“五四”时期在西方个性解放思潮的冲击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知识青年的代表。她和陈先生自由恋爱，为了掌握自己的命运，获得终身大事的自主权，她敢于同一切封建思想作斗争。她讥讽算命瞎子的话是一派胡言，对母亲求来的签诗不屑一顾，把父亲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宗法祠规贬斥为毫无道理。最后她给家人留下一张纸条，说“这是孩儿的终身大事，孩儿该自己决断”，然后毅然离家出走，表现出对一切封建主义思想决不退让、决不妥协的反抗精神和斗争精神。田亚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个“娜拉”，作者通过对这个人物的肯定，表达了追求个性解放和妇女解放的思想。田亚梅这个人物形象犹如一枝腊梅，在充满封建思想的中国社会中傲然独立，以新女性的灿烂光彩照耀着中国文坛。田先生也是田亚梅实现理想的障碍。田先生受过多年西方教育，具有一定的开明思想，他坚决反对妻子求神算命的迷信观念，见田太太拿出观音娘娘的签诗，他很生气，骂道：“呸！呸！我不要看。我不相信这些东西！你说这是女儿的终身大事，你不敢相信自己，难道泥塑木雕的菩萨就可相信吗？”见田太太不服，还以算命先生的话为自己辩解，他立刻板起面孔斥责她说：“算了罢！算了罢！不要再胡说乱道了。你有眼睛，自己不肯用，反去请教那没有眼的瞎子，这不是笑话吗？”但是这位中西合璧式的田先生虽然反对妻子用封建迷信观念干涉女儿的终身大事，自己却又搬出封建宗法祠规，以“中国的风俗规矩”和古代田、陈两家同宗同姓为依据，坚决反对女儿与陈先生结婚，见田亚梅对这种荒谬的观念不屑一顾，不禁勃然大怒，说“我不认它也无用，社会承认它，那班老先生承认它”，“管它有理无理，这是祠堂的规矩。”作者通过先扬后抑的表现手法，对田先生身上新貌旧骨的个性与思想做了生动的刻画和揭露，通过对这个新式人物的否定，表达了对封建宗法制度的批判，同时也表明反封建主义斗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第一，揭露了封建迷信活动的欺骗性。田太太求得的签诗说:“夫妻前生定，因缘莫强求。逆天终有祸，婚姻不到头”。从宿命论出发，这句话本可任意解释、发挥。瞎子算命先生对八字，“据命直言”，得出“这门亲事是做不得”的结论，并说:"想不到观音娘娘的签诗居然和我的话一样"瞎子的话显然是胡言乱语，但在田太太看来，两者却“合拢”了。这就深刻地讽刺和揭露了以搞迷信活动为职业者的欺骗和信奉迷信者甘心受骗的封建思想意识。第二，遗责了中国旧风俗和封建宗法制度的落后性和残忍性。田陈同姓不准通婚的历史已有二千五百年之久了，这种“没有道理的祠规”，直到田亚梅时代，仍然“社会承认它，那班老先生们承认它”，如果有谁触犯它，便要大祸临头，田先生正是据此反对女儿的自由婚姻。这就清楚不过地说明了中国旧风俗和封建宗法制度对于社会改革和文明进步的祸害。第三，强调青年男女的婚姻和爱情，应当完全由自己作主，做父母的不能以任何理由横加干涉。“此事只关系我们两人与别人无关系该自己决断”--陈先生给田女士信中的这句话，实际上是作者对这一问题的见解，也是全剧所要表达的主题思想。上述分析表明，《终身大事》是把当时中国社会的封建迷信思想和封建礼教的道德规范结合起来进行否定和批判的，作为它们的对立面--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民主主义的思想和婚姻观，则是予以充分肯定的。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胡适在当时宣传戏剧改革的理论乃至其他哲学社会政治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非常推崇易卜生的思想及其作品。他曾经颇为自负地引用过易卜生这样一段话:"我以前每作一本戏的主张，如今都已渐渐成了狠多数人的主张”。洪深后来在系统地总结新文学运动第一个十年的中国戏剧史时指出:“胡适的教人去学习西洋戏剧的方法写作白话剧，改良中国原有的戏剧，他底目的，是要想把戏剧做传播思想组织社会改善人生的工具”，这“在他底重视易卜生这个事实，完全可以看出”:“胡适的这样推崇易卜生主义，对于后来中国话剧的发展，影响是非常广大的。易卜生的戏剧，很快地有许多被译成中文;而在创作方面，有若于的作家，不仅是把易卜生剧中的思想，甚而连故事讲出的形式，一齐都慕仿了”。这种历史的分析是合乎事实的。不过，洪深没有进一步分析指出，易卜生剧中的思想乃至表现方式被国人慕仿的情况，一方面固然说明胡适宣传易卜生的积极意义，但是另一方面又表明胡适所宣传的易卜生主义在中国随着历史的进步而产生了消极作用。这种消极作用，“五四”新文学运动前期的胡适当然不应负责，然而胡适要负责的是，他在堕落为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过河卒子”后，站在反动政治立场上，继续宣传已在当时失去了进步意义而旨在反对革命的改良主义思想，由此对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界(包括戏剧界)所产生的恶劣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