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欣赏-纪念碑

  《纪念碑》，创作于1993年，1995年首演于加拿大。数年后，被国家话剧院搬上舞台。7月底，作为保留剧目再次复排，重登先锋剧场。这是一部关于战争、人性、爱与恨、救赎和觉知的，牵扯情绪，并震撼人心的舞台剧。

　　有人说《纪念碑》开场时，斯科特的大段独白“过于露骨”。将近十八分钟，伴着暗火灼烧树木发出吱吱吧吧的声音，斯科特有大段关于狱中经历的描述，既有对“纯净”的向往，也有对“欲望”的表达，看似大胆的台词，揭示着人性深处的原始动念。“我不大关心这个世界。当然，它也不大关心我，很公平，啊？”是这样吗？士兵为了能活着，屈从了来自于敌军的一个陌生女人，为了活得“好”一点，始终说着谎言，他把那份对美好的向往藏在心底：我也想为这个世界做点有意义的事，如果我知道怎么做的话…… 

　　剧情在梅加“救出”斯科特后逐渐展开。梅加渴望从斯科特嘴里得知女儿“失踪”的真相，尽管她曾为此失去了丈夫和家人，但她一直坚持，哪怕没有吃的、失去住处，她坚守着“心里的爱”，她要为战争的殉葬品竖起一座纪念碑！她要让事件的当事人还那些年轻姑娘们一个真相！斯科特在这个过程中，同样饱受着精神的煎熬。面对饥饿，他把仅有的种子草喂了兔子，而不是吃了兔子果腹。看上去，好有爱，是不是？可，面对领袖的那些命令，他服从，并用谎言掩盖。他掩盖了真相，能掩盖内心吗？斯科特似乎被梅加唤醒，他说出了真相，他为23个年轻姑娘搭起了纪念碑，这似乎是被救赎的过程。而梅加，听起来，对女儿充满爱意，而当她嘶吼可以为了女儿去承受那些屈辱时，我知道梅加的爱看似忘我，实质上依然是服从，和士兵斯科特一样的服从。这是人性，为了活着。殊不知，人在死前，力量是无穷的。而梅加，愿意替女儿去经受，她以为这就是爱了。而真相并不是那样的，于是梅加充满仇恨，她要用自己的力量还原那些，她以为这也是爱。 

　　随着“纪念碑”的竖起，好像梅加和斯科特之间的关系也有了一丝微妙的变化，也许没有放下仇恨那么大，但两个人都经历了心灵救赎的过程！剧终，定格在那座用灵魂竖起的纪念碑。战争，给历史留下的不过是重彩一段，而给人心留下的可能是几代人仇恨的烙印。也许我们不能阻止战争，但我们是否能在战争中选择怎样生死？ 

　　这是一出两个人的戏剧。  

　　一个是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手上沾满了23名女子的贞洁和鲜血；一个是受害少女的母亲，被痛失爱女的哀恸和仇恨吞没。  

　　她把他从监狱里救出，条件是“从此你服从于我”。  

　　故事是从那个叫斯科特的战争罪犯的独白开始的。  

　　他时而放浪形骸、残忍难当，时而低迷困惑、恐惧惊慌；他诉说着属于他的孽——如何从开始被逼着参与到轮奸，到后来麻木地主动施暴——他在黑暗中个的光源下带着哭腔狞笑，就像人们刻板印象里的每一个变态一样：疯狂、残忍、扭曲、猥琐、矛盾，蔑视生命却又格外怕死。  

　　然后，便是两个角色的精神斗争。  

　　战争中的敌军和我方，军士和百姓，加害者与受害者……人物的矛盾显而易见，却逐渐显现出人性层面的统一。  

　　——他说着“真相和谎言没有区别”，她怒而割下他的耳朵，继而拿着他女朋友半真半假的消息刺痛他，未曾杀人，已是诛心。  

　　——他说着“服从命令比质疑正确容易得多”，她便让他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要么就将他活埋。以暴制暴后，又悉心包扎。  

　　——他说着“总要有人死，不是我死就是别人死”，她将一只兔子赠给他，“它是你的了”，又在他犯错之后作势要杀了它，让他明白，自己的死没有在乎的人的死来的可怕。  

　　战争把这个17岁从军的末等士兵的是非观摧毁，于是她只能用更为凶狠的方式将之重建。  

　　可正是这样冷酷的将他变为奴隶的行为，使她逐渐从一个愤怒的母亲，变成一个愤怒的复仇者。  

　　面对“你也和我一样”的控诉，她逐渐偏离了自己的初衷——“女孩们不应该在荒野里死去，真相不应该被忘记，每一个母亲都应该领走自己的女儿”的“善”人——只一心要让斯科特付出代价，然后在诘问里，略带崩溃地寻求能令心灵安宁的出路：她在痛苦中，原谅了他。  

　　这是一个性善论和性恶论的争斗。  

　　战争把人作为个体的选择性磨灭，出于求生欲望，自己和他人生命的重量严重倾斜，在更大的罪恶面前，人们用“为了活命”来作为一切行为的出发点，为了逃避良心的折磨而吞噬良心。他们受害，然后加害于人；因为总有更残忍的犯罪逍遥法外，无辜二字只诠释了羸弱。  

　　真相是什么？真相还是否重要？这样的问题被引入给座位席上生活在文明中的人咀嚼。它没法强加于你历史观，于是干脆剥开外衣尽情地丑陋，你的所有结论都能被自己驳斥，而“特殊年代”是一个借口，却又不能成为借口。  

　　留给我们的只是废墟，而废墟上要重建的正义，不受到你死我活的考验之前，也许真的只是纸上谈兵。  

　　仇恨是无法消解的，有些原谅来源于无可原谅——正像白衣做成的纪念碑前，无限接近又永不可能相握的手一样。 

　　《纪念碑》是两个人的戏，一个是失去女儿一心复仇的母亲，一个是在战争中变成冷酷杀人机器的男人。女人要从男人口中得出女儿被杀的真相，男人因女人而得以苟延残喘活下去。这种极简主义让故事看上去更像是一场关于人性的试验。 

　　选择决定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是一种典型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只不过这种存在主义被放在战争的大背景下来探讨，它首先要反思的还是战争对人性的摧残。在战争中人的选择变成了身不由己，导演在改编中并没有明确指出谁是正义的一方，斯科特也认为他不在乎谁胜利，重要的是活下去。这里没有对胜利、对崇高的颂扬，只是人性在高压下的扭曲变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部戏在精神内核上还是延续西方对现代化后果的反思，人类早已不是曾经引以为傲的万灵之长、宇宙价值的尺度。剧尾，23件白裙冉冉升起构筑成充满象征意味的纪念碑，实际上就是人类自身恶果的触目惊心的展示。它提醒人们，人类的狂妄随时会成为灾难的导火线，像斯科特所说，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导演在改编时刻意淡化了时代的背景，因为战争、复仇是人类命运永恒不变的经典母题，换个国家、换个种族这样的事情也会发生。除了对战争的反思，《纪念碑》同时还讨论了另外一个经典命题：宽恕。梅加从电刑椅上救下斯科特，并不是原谅他的罪恶，而是自己充当上帝开始亲自审判。开始斯科特对所谓的宽恕不屑一顾，他认为自己的罪行既不能让死人复活又不能让自己变成好人，可是当梅加对他的照顾让他的人性开始复苏之后，他意识到自己残忍的行为所造成的伤害，他跪在梅加脚下乞求原谅。而这时，这场试验的导演梅加却再也忍不住悲愤差点用铁锨杀了他。这样一正一反的对比就形成了巨大的戏剧张力。 

　　如果是一般的复仇主题戏剧，通过梅加的手杀死斯科特即可作为故事的结尾。可是《纪念碑》并没有这样，而是让斯科特再次死而复生，让梅加从极端狂怒中清醒过来，她原谅了这个杀害自己女儿的罪人，这是远比复仇要艰难的选择。而正是这种选择让整部戏产生了一种真正的崇高感。 

　　两个人的戏剧很难写，可是《纪念碑》在两个小时内并不让人觉得拖沓冗长，相反它一直在制造强烈的戏剧情境并让观众沉浸其中。一方面得益于演员精湛的演绎，一方面在于其将深刻反思融入日常化的台词，不故作高深又能让人体会到背后的寓意。 

　　“这部戏，是一次在废墟上的跋涉，是一次在人性荒原上的跋涉。”查明哲说，13年前《纪念碑》问世带给了当时的观众很多新鲜的价值观。“那时，我的一位老师很认真地对我说，一定让我搞清楚故事中的那场战争究竟谁是正义的一方。而我想讨论的是普遍意义上的战争，无论什么旗帜下的战争都是非人道的。而表现战争中的人性，也曾经是创作的禁区。但人性又是那么复杂，在爱的名义下也能杀人。所以，我们以充满感性的戏剧方式将这些曾经的禁忌赤裸裸地展现出来，自然会引起轰动。” 

　　查明哲说，《纪念碑》就像鲁迅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不但要拷问出洁白下的罪恶，还要拷问出罪恶下的洁白。”而对于战争的反思、对于人性的探讨，不仅在13年后的今天不过时，在以后也不会过时。所以，此次复排查明哲在艺术处理上并没有做大的改变。“我们依据的还是这个文本，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这个文本里深刻的、有价值的、有力量的，甚至是13年后我们发现，当年我们没有重视的、没有发现的凸显出来。”